在这份全球榜单的前十名中，我们看到了两位熟人的面孔。

近日，比亚迪老大王传福刚刚入选《财富》杂志评选的 “全球最具影响力商界人士TOP 10”，直接冲进了前五名，超过任正非的第七名，创下中国企业家在该榜单的最佳成绩。

王传福为什么能超过教父级的任正非？凭什么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如此高的关注与影响力呢？比亚迪这艘驶向全球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巨轮是否真的力压华为？

中国企业家，全球影响力

美国《财富》杂志的权威性主要建立在其每年发布“全球最大五百家企业”排行榜上，该杂志将营业收入作为企业排名的主要依据，同时也公布利润总额、资产总额及雇佣人数。

所以目前，《财富》的“全球最大五百家企业”排行榜是衡量和比较全球大型企业的最著名、最权威的榜单之一。

而2024年《财富》杂志才公布了首届《财富》100位最具影响力商界人士名单，其中包括敏捷的颠覆者、知名巨头、《财富》500强首席执行官和幕后权力人物，今年是第二届。

《财富》杂志确定具有重大权力和影响力的关键类别和标准包括：领导者业务的规模和健康状况，以及领导者本身的创造力、影响力。

我们翻开《财富》杂志那简短有力评语，寻找答案。

《财富》对王传福评语是：比亚迪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销售商，包括插电式混动和纯电动车型，2024年销量突破424万辆。

王传福被美国著名投资家查理·芒格誉为“托马斯·爱迪生与杰克·韦尔奇（通用电气传奇CEO）结合体”，他于1995年创办比亚迪，最初主营手机电池制造，于2003年带领企业转型汽车领域。

凭借性价比极高的车型在中国市场占据主导后，比亚迪正加速抢占欧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全球市场。比亚迪还计划在泰国、匈牙利、巴西和巴基斯坦等地新建多座工厂。

《财富》对任正非评语是：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科技巨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近日终于能稍缓口气。自2019年被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以来，这家中国科技巨头正引领着中国科技自主的浪潮。任正非曾将制裁称为公司的“生死攸关时刻”——彼时华为手机销量一度超越苹果。

2023年搭载中国制造芯片的高端手机问世，标志着华为重归巅峰。如今华为正全力进军AI芯片和电动汽车等战略级产品领域。这对华为是重大利好，去年其营收突破9200亿元人民币（约合1200亿美元）。

成就在手，前路漫漫

两份评语各有侧重，全球新能源汽车革命浪潮下，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销售商比亚迪的掌舵人，这个第五，王传福当之无愧。

但比亚迪在管理和发展上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首先是技术护城河存在隐忧，尽管比亚迪凭借刀片电池、DM-i混动系统等技术建立了核心竞争力，但技术迭代的压力正不断加剧。一方面，特斯拉、蔚来等对手在智能化领域（尤其是如自动驾驶、车载AI）的领先让比亚迪的短板凸显。其智驾系统曾被评价为“第三档水平”，用户反馈智能化体验不足，部分车型甚至因悬挂系统和品控问题饱受诟病。

其次，财务状况存在高负债情况。比亚迪的快速扩张依赖高杠杆模式，其资产负债率长期超70%，无息负债占比高达90%，应付账款周转天数长达195天，远超行业平均水平。这种“占用上下游资金”的模式虽短期支撑现金流，却可能因供应链挤兑或政策变动引发流动性危机。此外，海外建厂、技术研发的巨额投入进一步加剧财务压力。

第三是海外扩张困难重重，尽管今年1至7月比亚迪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量超过55万辆，同比增长超130%，但规模仍远小于丰田、大众的百万级海外市场。欧美市场的准入壁垒、地缘政治风险以及本地化生产能力的不足，成为其全球化进程的掣肘。

王传福的排名“超然”，说明比亚迪是新能源车领域的领头羊，更意味着中国品牌在全球汽车产业新格局中，稳稳站住了“C位”。

但比亚迪的困境也折射出中国新能源车企的共性挑战：从“规模扩张”到“高质量竞争”的转型之痛。

其破局之路的关键或许就在于能否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生态壁垒，同时在财务稳健性与全球化野心之间找到平衡。

而在这方面，带领华为从美国制裁中走出，“引领着中国科技自主的浪潮”的任正非经验丰富。

任正非的管理哲学

1987年，任正非在深圳创立华为公司。经过30多年发展，到2024年华为销售收入约为8621亿元，员工人数超过20.8万。

1998年，中国第一部总结企业战略、价值观和经营管理原则的“企业宪法”——《华为基本法》正式实施。

书中写到，任正非在管理中注重制度和流程，认为制度的伟大在于限制个人权力，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华为将"全力创造价值"置于企业管理逻辑的起点，构建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价值创造理论体系。这套体系不同于传统企业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模式，而是将客户价值、员工价值与企业价值有机统一，形成了独特的价值创造生态系统。

“狼性文化”与“狼狈组织”是华为价值创造的文化支撑和组织保障。华为对"狼性"的诠释并非强调个体英雄主义，而是突出群体奋斗精神——敏锐的市场嗅觉、不屈不挠的进攻精神，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在实践层面，华为通过"狼狈组织"的设计将这一理念制度化：市场一线的“狼”负责捕捉机会、开拓业务，后方的“狈”提供系统支持和服务保障，两者形成高效协同的战斗单元。这种组织模式既保持了市场开拓的进攻性，又确保了交付和服务的稳定性，使华为能够在全球竞争中保持灵活性和执行力的平衡。

这样的华为、这样的任正非，面对重压绝不屈服，反而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实现了从制裁困境到科技突围的华丽转身。

面对困境开启第二生长曲线，走“赋能”和“供应商”路线，剑指整个新能源汽车市场。

写在最后：

无论是传统车企纷纷以与华为合作为荣，改革学习华为制度，还是汽车圈的领导人们排队南下深圳“取经”，都能从侧面证实任正非的管理哲学和思想理念对当今的企业管理者有着很强的启发意义。王传福手握最具有潜力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而管理哲学真正超过任正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