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日报网

2026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于中国汽车产业而言，这不仅是产业政策的常规表述，更意味着角色的历史性转换：中国汽车正从全球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加速迈向部分关键领域的“规则共同制定者”。

回望全球化路径，中国汽车出海经历了清晰的三个阶段：1.0阶段以整车出口为主，解决“把车卖出去”的问题；2.0阶段推动产业链本地化，在海外建厂、搭建供应链、布局渠道；进入“十五五”，3.0阶段的标志不再仅仅是卖了多少辆车，而是能否在智驾规则、能源形式、质量体系上参与重塑全球汽车产业的底层逻辑。

规模是定义权的起点，但定义权的根基远不止于规模本身。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保持强劲增势。6月单月出口103.7万辆，7月出口104.3万辆，连续两个月站稳100万辆级台阶；1—7月累计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数据截至2026年7月）。若下半年维持当前增长态势，全年出口规模有望继续刷新历史纪录。

那么，定义权从何而来？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

一是定义标准。由我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ADS GTR），今年6月正式获批发布，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产品的核心技术指标。我国不仅深度参与，更在规则制定中发挥牵头作用。从早年“等效采用”国际标准，到今天“联合牵头”制定全球法规，这是中国汽车定义权最硬核的体现。工信部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已部署，加快突破全固态电池、高级别自动驾驶等技术，强化标准引领产业升级作用，推动相关标准研制和国际协调。

二是定义动力。“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动力电池单体成本降低30%、寿命提升40%、充电速率提升3倍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的比重稳步提高，2025年达到47.9%。工信部在“十五五”开局部署中，明确将全固态电池、高级别自动驾驶等列为重点突破的关键技术。中国对“汽车该用什么动力”的工程回答，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跨国车企参照采纳。

三是定义质量。2021年，吉利汽车集团加入国际汽车工作组（IATF），成为该组织第10家汽车集团成员、首个亚洲车企成员，拥有董事表决权，直接参与IATF 16949这一全球汽车行业质量管理标准的修订讨论。长安汽车等企业也在国际电信联盟（ITU）等组织中牵头或联合主导车联网通信类国际标准的制定。从“过认证”到“进工作组提修改意见”，中国企业开始深度介入全球质量体系的规则层面。

四十年前，中国汽车工业以“市场换技术”，拿出国内市场换取跨国公司的整车制造技术；四十年后的今天，角色已然翻转——中国车企带着纯电平台、智能座舱、智驾方案走向欧洲、拉美、东南亚，用技术换市场。从“市场换技术”到“技术换市场”，折射的是整个产业逻辑的重构。

工信部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明确提出，要加强贸易、投资、技术等国际合作支持，引导企业合理、有序、安全海外布局，推动形成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中国汽车的全球化，绝不是把国内“价格战”的打法复制到海外，不是忽视售后体系和本地合规要求，更不能将海外市场视为过剩产能的泄洪区。否则，不是在打破壁垒，而是在给“中国威胁论”递刀子，透支“中国制造”数十年积累的国际声誉。

拿到“定义权”的前提，是担起“定义者”的责任。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需要靠标准、专利、认证、售后和本地化一步步干出来的事实。

“十五五”时期，中国汽车产业面临的真正命题，不是建了多少家工厂、卖了多少辆车，而是当全球汽车供应链与中国制造深度交织时，中国能否在安全标准、碳核算、数据跨境、回收体系等关键领域，拿出一套全球行业愿意参照的规则。(管学军)